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调查研究较之于以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要求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和各类调查团，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走出学校、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联系群众，进行经常、系统的调查研究，端正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
长征落脚陕北后，党中央首先忙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10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毛泽东同志就重提调查研究，准备将部分调查材料汇编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下了序言一。在序言中，他写道：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但因各种原因，《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事宜被暂时搁置。193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中再提调查研究，指出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遵义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正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但在党内遗留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依然有一定市场，不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加入党内、对党的历史没有深入了解的党员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对久经考验的一些老同志也产生一定的迷惑。
面对这一状况，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狭隘经验论’”。序言最后指出：“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毛泽东同志讲了现状，提倡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并分析了错误思想的根源以及未来工作的方法。1940年下半年开始，他又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文献，在这一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上，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错误问题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如何消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摆在了党的面前。对此，党中央给出的答案就是进行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在延安整风发动之前，毛泽东同志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重新启动搁置三年多的《农村调查》的出版工作。1941年3月17日，他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下了第二篇序言。在序言中，毛泽东同志写道：“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要求，“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可见，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基石，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准备阶段，党中央立即从确立制度着手，将成熟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在全党推开。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中央已设立调查研究局。8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提出“两种鼓励”“两种批评”和“两种反对”，即“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决定还规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的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各种材料加以研究，作为各地工作的助手。
为了推进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8月26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高克林写的关于运盐的调研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后，特地加了按语并推荐给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他在按语中肯定了高克林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强调：“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9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胡乔木的《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1942年1月，《解放日报》社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认为调查研究意义重大，“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
